郭德纲,真的能让相声晚死50年么?

对于大多数直男来说,“男团”,是个相对陌生的词。

倘若你问他知道哪些男团,TFboys是一定会被提到的。

除此之外,我的朋友乌鸦上尉说,还有“梁山108将”――C位宋江,武力担当卢俊义,智慧担当吴用,颜值担当燕青……

坐在我旁边的快爷则提名“奥特曼家族”。

还有,“德云社算么,我看他们好像挺火的”。

emmm。。。

我想,要么是因为直男离时尚太远,要么是因为德云社离中国人太近。

事实上,中国的偶像团队模式大概分为三种,养成类、选秀类和练习生类。

养成类的代表是TFboys,选秀类则是杨超越的“火箭少女101”。

而练习生模式的代表,我想了一圈,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答案――

可能真的是德云社。

尽管这个说法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,但如果换一个场景表述,直男们会深有认同:

“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,我是练习时长18年的德云社练习生张云雷,喜欢说、学、逗、唱,music”

“太阳落下山,秋虫了闹声喧,日思夜想的……”

这时,全场人一定会举着灯牌,拿着荧光棒,不假思索的接上一句,“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,来到了我的门前”。

在蔡徐坤还不是练习生的时候,张云雷已经是了。

原因无他――尽管在日韩,练习生模式大行其道,但这些东西,郭德纲早就见过了。

什么C位,什么偶像,什么粉丝,都是中国人玩剩下的。

01

100多年前的中国,偶像还不叫偶像,叫“角儿”。

最有名的“角儿”之一,叫谭鑫培。

宣统二年的报纸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――宣统二年,谭鑫培在天津演出,全城瞩目。

当时谭鑫培年岁已高,围堵的后排观众也多,无奈之下,所有人都要伸长脖子,探着脑袋听戏。

四天后,半个天津卫,满街都是长脖儿。

无论是在北京、天津,还是在上海,谭鑫培每去一座城市,就会引起当地的轰动。

彼时有一句话形容他,“国破家亡哪管得,满城争说叫天儿”。

“谭叫天”,正是戏迷们对他的称呼。

这就是“角儿”。

其实最开始的时候,戏班是没有角儿的,那时只有“脚色制”。

各门脚色在戏班里地位平等,没有什么高低之分。在一出戏里,谁也能露脸,谁也必须要跑龙套。

但随着商业性戏园的发展,观众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,加之演员的天分也有所差异,渐渐地,出现了“角儿制”。

这大概就可以算是最早的“练习生制度”。

从这一天起,京剧艺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:

观众们从“看戏”,变成了“看人”。

同一出戏,哪个戏班都可以唱,但有“角儿”的戏班,一定唱得最好。

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,不少戏班会拼命巴结“角儿”,一些达官贵人甚至也会放下身段,与其结交。

当时的戏班,会盖一个类似于宿舍的地方。

“凡无家口而隶于此班者,皆住宿其中,即不演戏之时,衣食亦告无缺。遇有疾病死亡,其一切费用,悉归班中开支,法至善也”。

戏班管吃管住,这些小孩要做的,就是日复一日的练习。

和如今练习生签的“合约”一样,只不过当年,那个叫“卖身契”。

地位变高后,相应的待遇也会变高――之前的戏班演员都拿包银,也就是固定工资。但“角儿”,拿的是分成,当天戏班收入多少,就必须按照一定比例,分给“角儿”。

“角儿”在台上,不仅不用跑龙套,还有自己专有的行头。行头不对,就不会上台表演。

就像很多练习生出道成为明星以后,都有自己的专用麦克风、耳返、专门的保姆车接送。

行头,古今中外,谁都想要。还有另一件事,也是百年来从没改变的――

学戏的人多了,可“角儿”,永远就那么几个。

晚清年间,作为“四大徽班“之一的“四喜班”,共有演员721人,但没有一个,是“角儿”。

无数演员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练了半辈子的戏,也无人问津。

而谭鑫培,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。

谭叫天闻名全国之后,喜欢谭鑫培的戏迷聚集在一起,组成了“谭迷党”。

放在今天,我们叫“后援会”“粉丝团”。

谭迷们每天什么都不干,就是想方设法去看谭鑫培。

放在今天,我们叫“追星”。

谭鑫培每次演出前,谭迷中的文采好的,总会写上几篇赞美的文章,送到报社发表。

放在今天,这叫提前买热搜预热,还自带公关稿。

到了演出当天,谭迷们会集体购票,早早地便在戏园后门等着。

有人开路,有人拿大衣,有人举着牌子,簇拥着谭鑫培往戏园子里走。

放在今天,他们也许还会举上灯牌、荧光棒,带着猫耳朵,定好应援色,做巨幅海报,上面写着“叫天哥哥,我们爱你”。

而谭叫天出现之时,行头是必不可少的。

如果是夏天,必定有人会扇扇子。如果是冬天,必定有人会递手炉。赶巧儿是雨天,半条街都是撑着的雨伞。

放在今天,那就是一街的保镖,粉丝抢着上去送鲜花、手幅、礼物。

演出开始后,更是谭迷们的“表演时间”。

出场前,谭鑫培会在后台亮一嗓子,念一句白儿或者唱一句腔儿,京剧里叫做“闷帘儿”。

只要谭鑫培的声音一出来,谭迷们便纷纷叫好,为演出做预热。同时也要告诉在场其他的观众,正主来了。

而每段的高潮节点前,谭迷们便会预先准备,运足了气,紧握双拳,巴巴地等着。

只要谭鑫培那一声唱出来,他们便一齐喝彩。谭迷们多少有点京剧基础,喊出的“好”声也字正腔圆,满腔满调。

放在今天,演唱会上,粉丝们会做人浪,有自己统一的打call动作、应援口号。

而当谭鑫培下台之后,谭迷们便会迅速离场,一点都不给其他演员面子。

在他们眼里,除了谭鑫培,不能多听别人一句。

放在今天,也是如此。

演出结束后,新鲜出炉的文章又会被火速送往报社,预定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。

除此之外,谭迷们海报上的名字大小、演出的出场顺序而和其他人的戏迷掐架。

这一切看起来,似乎和当下的小鲜肉一毛一样。

但其实,有一个核心的区别――

那就是谭鑫培,真的有传世之才。对京剧这一门艺术,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早年的谭鑫培跟随父亲进京学艺,在金奎班学艺。这一学,就是五年。

出科之后,谭鑫培开始“跑龙套”。给人当五行,或者翻跟斗,甚至是做被踩的小鬼。

等到熬出了头,好不容易拜了当时的老生大家余三胜为师,谭鑫培开始“倒仓”。

戏剧演员面对倒仓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少演出。

演出少,也就没了收入,谭鑫培家变得更加贫寒。就连和他家定下娃娃亲的世交,也决定退婚。

倔强的谭鑫培,硬生生地从北京走到了天津,去讨个说法。

而当倒仓结束,谭鑫培的声音变了。

他的嗓音开始夹带着沙哑,高音不直不硬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比较婉转。

可那时的老生,全部都是洪钟大吕的声音。谭鑫培的嗓子,根本上不了台面。

无奈之下,谭鑫培只能由老生,改唱武生。但武生要求身材高大,瘦小的谭鑫培又显得格格不入。

这一挣扎,就是二十多年。

而当谭鑫培终于唱出些名头,能够入宫表演时,他已经唱不了体力消耗很大的武生剧目。

谭鑫培,只能从武生,再次转回老生。这一次,他改变了京剧以正宫调为标准的老规矩。

自打那以后,乐队会根据演员调门儿定弦儿,谭鑫培能唱多高,弦儿就定多高。

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,谭鑫培将当时其他有名的京剧大家唱法精髓融合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法,也就是后来的“谭派”。

由于谭派是当时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,行业内,“无腔不学谭”。诸如其他行当的梅兰芳、王瑶卿、杨小楼,都受到他的影响。

由于成名较晚,谭鑫培在后来的演出有些“廉颇老矣”的感觉。这时,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更好的塑造人物上。

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,大家都按照科班里所学,一板一眼的做动作。但谭鑫培的人物,却能根据当时的人物情境,重新设计动作。

这也就让很多戏,只有谭鑫培一个人能演。

只有谭鑫培塑造的角色,才是真正活着的角色。

正因如此,谭鑫培也被行业内尊称为“伶界大王”。

那个原本声音不入流的练习生,变成了一代京剧大师的背后,是创新,也是传承。

02

《霸王别姬》里,小豆子的母亲为了把儿子送进喜福成戏班,不仅给班主跪下,还暗示“怎么着都成”。

喜福成的班主当即来了一句,“别介,都是下九流,谁嫌弃谁呀”。

那时的“下九流”,一流巫,二流娼,三流大神,四流梆,五剃头的,六吹手,七戏子,八叫街,九卖糖。

而相声,因为出现得太晚,连下九流都没排进去。

但即使是这样,1988年,有一个16岁的少年来到北京,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――

我要成为中国相声界的角儿。

这就是郭德纲。

郭德纲也许是个俗人,但他倒也是经历了完整的“练习生”教育。

郭德纲7岁,就和天津著名的艺人高祥凯学评书;14岁时,开始学相声,后来师从常宝丰;17岁,又学了西河大鼓。

说学逗唱,没有郭德纲不会的。

郭德纲想考的部门,叫“全总文工团说唱团”,这里汇聚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。

郭德纲也想像他们一样,全国演出,一场挣个好几万。

但他削尖了脑袋,只能去说唱团当个临时工,职位是“检场”――负责搬桌子扫地的。

几个月后,失望的郭德纲回到了天津。

回到天津的郭德纲,又拜了几位名师学习相声,想着学成之后,重新“杀回”北京。

但6年之后,他的第二次北京之旅,又以失败告终。

这一次,心灰意冷的郭德纲决定不说相声了,准备去做生意。

但很明显,郭德纲在生意上的天赋,远远比不过说相声。在赔了几次之后,郭德纲决定再去一次北京。

这一次,不混出个人样,就不回来了。

头几次,郭德纲接到了演出邀约。剧团说是给1000块,但到最后,一分钱也没给。

到了交房租的日子,拿不出钱的郭德纲躲在屋里,门外是骂个不停,一直踢门的房东。

没办法,他只能搬去了大兴黄村。

那时候郭德纲每天的餐食,就是用锅,把挂面煮烂,煮成糊糊状,就着大葱吃。

而他演出的地方,在蒲黄榆。为了省钱,郭德纲平时都是骑一个车胎漏气的自行车,一路上,要打三回气儿。

后来车坏了,万般无奈的郭德纲只能开始坐公交。后来有一次演出太晚,他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。

郭德纲用身上最后的钱,买了两个包子,从蒲黄榆走回了黄村。

那时北京的还没有什么高速路,都是大桥,桥上都是来来往往的大车,郭德纲扶着栏杆,走在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上。

他走了整整一夜,也哭了整整一夜。

打那个时候起,郭德纲下定了一个决心。我一定要成功,除了我自己,没人能作践我。

1998年,郭德纲碰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贵人――张文顺。

郭德纲逗,张文顺捧,两人的相声,经常逗得茶馆里的人哈哈大笑。

也是那一年,郭德纲和张文顺,在大栅栏的中和戏院,办起了相声大会,每周一场。

这个戏院,也是谭鑫培曾经经常演出的地方。

不过相较于谭老爷子曾经动辄成百上千人的捧场,相声大会就要惨淡的多。

观众没有演员多,是相声大会的常态。没观众,自然不好意思卖票。基本上都是商量着给,想给10块给10块,如果执意只给5块,郭德纲也认了。

2000年,郭德纲借调北京曲艺团,遇到了个大院子弟。两人一搭档,效果特好。郭德纲本来想着邀请他去相声大会,结果因为不挣钱,没好意思喊人家。

这个人,叫做于谦。

2002年,相声大会搬到了广德楼,有个年轻人每场都来。郭德纲一打听,这个年轻人叫何伟。

后来,何伟、郭德纲的同乡曹金,一起拜了郭德纲为师。师徒几人就这么往返于北京各个郊县,四处演出。

03年,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。尽管观众多了不少,但后台的人丁也多了起来。德云社,还是缺钱。

为了5000块,郭德纲参加了安徽电视台的《超级大赢家》,在商场门口的玻璃柜里呆48小时,吃喝拉撒都在里边。

那年郭麒麟7岁,看着节目里的爸爸笑的前仰后合。旁边坐的是他11岁的表舅,刚拜了自己的父亲为师,叫张云雷。

节目没播几期,郭德纲连被当猴儿耍的机会也没有了,节目组辞退了他。

那几年,郭德纲一直用徒弟们交的生活费,带着德云社艰难生存。

2004年,北京台的主持人康大鹏,听到了德云社的相声,觉得特有意思,于是在他的节目《开心茶馆》里,播相声大会的录音。

康大鹏的推荐,让德云社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2005,媒体开始关注到德云社。

12月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写了一篇《相声界的草根英雄――郭德纲访谈》。没几天,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也发表了报道《天上掉下个郭德纲》。

郭德纲知道,自己的机会来了。

那段时间,他频繁的出现在各种节目上。从凤凰卫视的《文化大观园》到央视的《艺术人生》,只要电视台请,他就去。

郭德纲,火了。

最多的一次,郭德纲一天接待了60多家媒体。

2005年,在相声行当祖师爷“穷不怕”150周年诞辰上,郭德纲和张文顺说了一段《论相声50年之现状》。

相声里提到,当初的传统相声有1000多段,可如今只剩下200段了。

这也是当时相声界的真实写照――三大相声家族,“常家”“马家”“侯家”的声望早已不如从前。

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不断冲击着相声,社交平台上的段子那么多,谁还关注相声这种“老古董”。

相声,没人看了。

郭德纲回过头去,偌大的相声圈儿,就剩他一个了。

临到了儿,郭德纲说了一句,“我爱相声,我怕它完了”。

台下不少观众都哭了,很多相声行业的人也都感慨万千。

但当时大多数观众的想法是――有郭德纲,相声怎么会亡呢?

郭德纲,已经从相声草根英雄,变成了相声的继承者与传播者,甚至是拯救者。有他在,相声一定会更好的。

“天不生我郭德纲,相声万古长如夜。”

03

当相声艺术处于困境之时,在亚洲的另一个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,韩国,一种和京剧的“角儿制”相似的东西,诞生了。

如今,中国演艺圈把它引进回中国,称为“练习生制度”。

今天我们很难说,韩国的练习生模式究竟有没有参考当年中国的京剧。但是从呈现的形态来说,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

韩国的经纪公司会定期在小学、中学选拔一些人,作为“练习生”培养。

练习生一般要接受三到五年的训练,在大概15岁的时候会进行考试,选拔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艺人培养。

而这五年里,练习生的吃住全部在公司,且要接受公司的一切行程安排。

如果没有安排,练习生的世界,就只剩下了练习。

练习生模式被运用到日韩娱乐圈后,大受成功。

但时间久了以后,练习生模式的最大劣势凸显出来――同质化太过于严重。

2005年末,日本制作人秋元康,决定给练习生模式,来点新东西。

这个新东西,就是AKB48。

秋元康说出成立AKB48的想法后,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。

别的偶像团队一般都是三五个人,AKB48,有“A”“K”“B”“4”“8”以及各种分队,加起来有300多人。

别的偶像团队都是选成熟的练习生成团,而AKB都是选的素人,成团之后再练习。

别的偶像团队都刻意营造与大众的距离感,而AKB48则要每天在剧场演出。

这根本不是偶像团体,反而更像社区的文艺汇演。

在我看来,AKB48有两个核心的技术:

一是“人设”,二是“参与感”。

AKB48的小姐姐有300多人,但几乎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。即使她们穿着一样的衣服,却也各有风格。

AKB48专门推出了自己的综艺节目,每集都在讲成员的各种故事。

在不停提升内容质量的同时,AKB48,变成了一场直播,而直播的内容,就是AKB48每个成员的人生。

你能从她们的身上,看到人生的无限种可能――有人天生就是做偶像的苗子,有人拼尽全力,但仍被淘汰,有人一夜走红,也有人黯然离场。

她们不再是遥远的、摸不到的、屏幕上的虚拟信号,她们仿佛是你的朋友,你和她们一起哭,和她们一起笑,和她们一起出道,和她们一起离场。

粉丝真正的参与到了偶像们的一切中。

不仅参与到她们的事业中,也参与到她们的生活中。

AKB48的成员,由观众决定她们是否能够登台演出。并且,观众还能随时给AKB48提建议。

有观众给秋元康打电话,问为什么上周那个可爱的咖啡厅妹妹被淘汰了,秋元康就重新把咖啡厅的服务生召回队中。

之前的偶像都只能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,但AKB48,可以在剧场里近距离接触――无论她的人气有多高,也要参加剧场演出。

而AKB48的成员们,绝不能轻易谈恋爱。

粉丝不同意,你凭什么谈恋爱呢?

并且,你能看到偶像的一切,她们的训练、日常,甚至是起床的画面。

如今的许多偶像团体,发什么照片、做什么造型,都需要由粉丝投票,由粉丝决定。

“练习生模式”,很快让AKB48大行其道。

仅仅过去两个月,AKB48的剧场公演就开始满座。在此后,她们的每一次动作,都引发日本娱乐圈的大“地震”。

2014年,日本单曲销量TOP20的榜单,AKB48占了13席。

2015年,AKB48的影音产品销售额达到113亿日元,相当于每个日本人都为AKB48花了88日元。

到这里为止,其实“练习生模式”究竟是不是来自“角儿制”,已经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,“角儿制”死了,而“练习生模式”,正当红。

04

郭德纲火了,但德云社没有。

相声还是那个半死不活的相声,郭德纲还是那个单打独斗的郭德纲。他需要接班人,需要一支和他并肩作战的队伍。

兴许是日韩娱乐圈给了他一些启发,一个公司能源源不断的用“练习生模式”推出新人,推一个,火一个。

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,但总之,他学会了一件事――郭德纲突然意识到,“人设”的重要性。

德云社的“练习生”想要红,必须先有人设。

只有德云社的“练习生”们也火了,相声才能算得上“活”过来。

为了提高徒弟们的知名度,他给德云社每个人,都立下了明确的人设――

曹云金是相声界的吴彦祖,李菁是丐帮少帮主,于谦的三大爱好,抽烟喝酒烫头。

这种段子和砸挂,频繁地出现在郭德纲的相声中。

除却这些,郭德纲经常在自己的专场,给徒弟们露脸的机会。一旦条件成熟,就给他们开专场。

观众越来越多,郭德纲的徒弟也就越收越多。“云鹤九霄龙腾四海”,八科的弟子也在不断扩张。

有人来,也就有人走。2010年,何云伟、李菁、曹云金的相继离开,给了正在高速发展的德云社当头一棒。

郭德纲,开始重新思考德云社。

看来,除了“人设”,德云社还要有“参与感”。

最初的剧场,是不允许拍照的,不单是影响演出。流出的影像资料,也会冲击剧场本身的生意。

但郭德纲却反其道而行,他在网络上开办了“相声公社”,主动上传自己的演出视频,免费提供给网民观看。

很多人在连德云社在哪都不知道的时候,已经成为了德云社的忠实粉丝。

但那段时间,有关郭德纲的负面消息不少,为了尽可能的不影响到德云社。郭德纲开始力捧岳云鹏。

电影、春晚、个人专场,德云社的资源,全力向岳云鹏倾斜。

而郭德纲的“造星”,很快便取得了成效――2015年,几乎所有国人都会哼上那么一句,“啊,五环,你比四环多一环”。

郭德纲没有让这种流量流失,很快,岳云鹏就登上了央视的户外真人秀《了不起的挑战》。

而更多人知道岳云鹏,是因为东方卫视的《欢乐喜剧人》。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“卖萌耍贱”的“小岳岳”。

岳云鹏的爆火,也带来了新的质疑――

“这还是传统的相声么”?

有人说,这种相声,反而会加速传统相声的灭亡。

面对这些质疑,郭德纲只说了一句,“元杂剧到今天不也没了,相声,没了就没了吧”。

拯救者没做多久,郭德纲忽然又成为了相声的”守墓人“。

但岳云鹏的成功,确实让德云社找到了新的方向。

德云社的演员们,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上。

2018年,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狂流传。

一群年轻女孩,举着灯牌,拿着荧光棒,聚集在德云社剧场里。

当台上唱到“太阳落下山,秋虫了闹声喧,日思夜想的……”时,她们会整齐的唱道:

“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,来到了我的门前”。

场面,和明星的演唱会,没有任何区别。

这首歌,叫做《探清水河》,“辫儿哥哥”,就是张云雷。

打相声诞生那天起,就没有哪位相声演员,这么受欢迎;打德云社成立起,也没有听过这种看演出的方式。

但这种有些魔幻的事情,正在德云社的各个剧场上演。

德云社九个大队,数百名演员,每一场演出,基本都这样。

其中张云雷、郭麒麟、秦霄贤的场子,更是场场爆满。

他们的粉丝也像其他艺人的粉丝一般,给他们投票打榜,活跃微博超话。

与郭德纲“相声已死”言论行成鲜明对比的,是一票难求的德云社剧场。

在他们的影响下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相声,开始了解更多的曲艺文化。

相声,似乎又“活了”过来。

尾声

2019年11月23日,张云雷被曝出用低俗语言不当“砸挂”京剧大师。这一事件,甚至引发了人民日报的讨论。

而这,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不当言论而被官媒批评。

2019年5月12日,有网友曝出张云雷在此前的表演中,用汶川地震做“砸挂”。

和群情激奋的网民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张云雷的粉丝”二奶奶们“。

她们的一些言论,甚至刷新了无数人的三观。

他们,将张云雷视为传统文化的“秉烛人”。

作为德云社的练习生,张云雷当然是合格的。他的太平歌词,是郭德纲一个字一个字教出的。

他可能是现在全国,最会唱太平歌词的人。如果张云雷没火,这些东西甚至都有可能会失传。

同时,他的三弦儿和京韵大鼓,都师承名师,算得上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

作为一个相声传承者,张云雷显然是不合格的――现如今,没有一个相声人会用国难、前辈做不堪的砸挂。

面对这些,郭德纲都没有表态。

德云社作为一家演艺公司,无疑是成功的。

可作为相声的“独苗”,它似乎没能承载起“传承”的重担。

不仅是相声,所有的传统曲艺,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:

想要传承,想要年轻人喜欢,就必须商业化,必须做出改变。于此同时,也就必然要丢掉一些东西。

我想如今,再保守的人,也会理解适度的商业化是必须的。

问题在于,什么是“适度”。

从“脚色制”,到“角儿制”,再到“练习生模式”,它们的商业化浓度也许不同,但是底色其实是相同的:

用更高效的手段,选拔和培养有艺术天分的人,并使他们获得充分的回报。

至于有些人的回报是不是过多,则是另一个话题。

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里,商业化和艺术进行了结合的尝试。

在艺术这种天然对商业化有抵抗力的行业里,这种模式已经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、至少值得继续尝试的方式之一。

最重要的是,我希望看到相声继续活下去。

如果它无法再保持百年前的样子,那么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活下去,也不错。

但我也希望,相声活着的每一天,都有尊严。

做出突破很难,而坚持原则,则更难。

有人曾说,“郭德纲让相声晚死了50年”。

郭德纲可以做中国的秋元康,让相声赚到钱;

但他也可以做现代的谭鑫培,不但赚到钱,而且站着赚钱。

赚钱,可以让相声活着;但站着赚钱,才能让相声不死。

我希望,相声不死。